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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遗留百万生化武器!80多年了仍在源源不断对中国人造成伤害

发布日期:2023-11-10 来源:新闻中心

  1945年,在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终于在反法西斯盟军的打击下意识到自己再无回天之力。裕仁天皇录制的终战诏书随着广播播放,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犯下深重罪孽的战犯们被军事法庭审判后进行死决,普通的战俘和侨民们则是在被统一归整后遣返回国。死的人死了,走的人走了,留给中国这片大地上的却是满目疮痍,和无数防不胜防的生化武器。

  从1945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有2000多人遭受了日本遗留的生化武器的伤害。这些毒气瓶或毒气弹的踪迹隐匿在侵华日军曾踏足过的几乎所有城市和乡村,有的藏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却在农人们进山时直接带来惊雷伤害;

  有的却是深埋在田间地头或者无人到来过的废弃工厂与管道……平日悄无声息,然而一旦被无意间触碰、捡拾,就会引发出无数的毒气,在时隔几十年后仍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2003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群民工在小区草地施工时挖出了几个破破烂烂的金属罐子,谁知道破烂罐子里流出的油状物质与空气一接触,满是刺鼻味道,随即人们就开始恶心呕吐,感到刺眼和难受——军医专家们经检查后确定这是“芥子气中毒”。

  这些破烂罐子正是日军遗留下的军用武器,而这起中毒事件最后导致了44人感染,1人死亡,甚至连未接触过罐子的居民以及附近学校里玩土的学生都有所感染。

  种种此番,无不足以说明,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的八十余年里,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仍然饱受着战争中日本各种惨无人道的生化试验留下的历史影响。自2000年12月之后,日本专门为处理在华遗留生化武器一事共往返中国20多次进行挖掘和回收,挖出了47000多枚生化武器,保存在中国的临时保存库中。

  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些生化武器应该由日本在2007年之前进行全数销毁,但后来由于日方的申请,又延迟到了2012年。

  但显然,至今,这个全数销毁的日期也没有正真获得保证,在进行化学武器销毁处理的一直是中国人居多,而这个何时能销毁完毕的日期也是遥遥无期的未知数。

  甚至,我们都难以确定,这些被埋藏在土壤和岁月里的“隐形炸弹”是不是被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军人曾经特意留下的“恶果”。

  日本侵华战争是继一战后,人类使用生物化学武器范围最广、次数最多也是维持的时间最长的一场化学战。而其中最为恶名昭彰、也最为世人所不齿的,就是日本驻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100部队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假借防治疾病、饮水净化、兽疫预防的名义,暗地里进行人类活体试验,研究细菌战。

  日本不是全球第一个研究并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但却是唯一一个在一战结束全球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后依然敢于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的国家。

  日本研究出来的生化武器不少,生物武器中以炭疽、霍乱菌、伤寒菌、瓦斯坏疽菌等病菌为主,还“配套”研发了装载这些病菌的地雷、枪弹、水弹等爆炸装置。而化学武器中则是研制了各种毒气兵器,比如,二苯氰胂等刺激性毒剂、芥子气-路易氏剂等糜烂性毒剂、以及光气等窒息性毒剂等等气体。

  这些病菌和气体会被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投放在中国大地。用飞机投放,用制成的毒烟筒、毒气瓶或者毒剂航弹投放空中,又或者被混在食物和食盐里传播,被注射投毒到河水、井水里扩散……它们被投撒在我国的某些特定区域。

  1938年在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日军使用毒气活活熏死了躲在山洞里避难的百姓。1941-1943年间,在湖北、河北、河南等地的战争都有使用到化学毒气。也就是说,一方面,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作为打击中国抗日军队的辅助武器,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通过你自己嗜杀欲望用来虐杀普通民众的迫害手段。

  为了更好地对应使用这一些化学武器在不同的场合,应用不同的效果,日军还通过在毒气弹上印上不同的颜色来分门别类:黄色的是糜烂性毒剂,以芥子气为主,会导致全身中毒,使人体的眼睛、皮肤和黏膜组织直接溃烂;

  红色的则是喷嚏-呕吐性毒剂,日本人称作的“红1号”就是此类毒剂,能够刺激黏膜使人不断地打喷嚏和、流泪和呕吐,闻上30秒以后人就失去了战斗力……

  以及使人直接窒息死亡的青色毒气弹、以氢氰酸为代表的全身性中毒的茶色的速杀性毒气弹等等。

  根据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松野城编撰的《毒气战有关的资料》等文件,自战争开始到1941年,日本东京方面向侵华日军补给了至少45万枚各种毒剂、毒剂航弹7700枚,以及68吨的散装毒剂。

  在1941年日本正式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运到中国的化学武器只增不减。同时,慢慢的变多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慢慢的变多惨绝人寰的试验在那里展开。

  1945年,随着冈村宁次和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南京签下受降书,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此向中国军队投降。而在这更早的一些时日,已经感觉自己时日无多的日本军队烧掉了所有的相关生化研究文件,731部队连夜将实验用品和数据销毁,1000多具人体标本连同未使用的化学武器一同被丢入松花江,以免日后回头算总账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但是,即使是这样,侵华日军也没能做到清扫得“一干二净”。根据后来美方研究日方文件披露出的数据,日本在中国遗留了起码4大类10大种的生化武器,共计约350万枚毒气弹,150吨散装毒剂,当然这还只是保守估计,毕竟日方究竟在哪些犄角旮旯掩埋了化学弹药,是集中还是分散,是有规律还是无规律,都已经没了记录,自己都不记得了。

  也正是因为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几乎都是各地驻军自行安排的,所以这些武器的散落全都是不可知而又充满危险性的。截至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五大地区20多个省份发现了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其中既有我们认知中因为存在了731等恶魔部队而必定会有生化武器遗留的东北三省,也不乏我们觉得与生化武器八竿子打不着的广东广州地区。

  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的敦化、集安,山西的太原等地方都是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重灾区,而广东广州等地区则因为经济发展较快遭到了日军的觊觎而被涉足。

  在刚发现日军有遗留的化学武器之初,人们对这种看似平常实则充满危险的武器没有一点概念,所以许多普通民众在完全不认识这些毒气弹和毒气罐的情况下就接触到它们,感染、中毒,受伤,甚至致死。这些散布在田间地头、沼泽林间的毒弹,轻易就将一个健康的人,完满的家庭给破坏。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曾将人们接触到遗留化学武器的场景记录在自己的《中国敦化日遗毒弹受害人情况调查报告》中:进山采野菜、打猪草时碰到,田地里翻土时遇到,孩子们玩耍时捡起来准备当玩具……

  我们在上文中一开始提到的齐齐哈尔北疆花园毒气案,有毒物质还能通过土壤和装载毒气的罐子传播开来,使得绝对没接触过毒气罐的学校孩子们感染,令所有人防不胜防。

  而这些被感染、受伤的普通人们在之后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伤口会日复一日地复发,没有根治的办法,然后心上也长出永远无法愈合的疤痕来。

  29岁的李臣感染后,确诊芥子气90%烧伤,伤口永无止境地流脓、溃烂,年老后出现糖尿病、心脏病等并发症,身体孱弱到别人一个月就能恢复的伤口他需要三个多月;

  8岁的女孩高明感染之后,遭受着同学们“她有传染病”的异样目光,然后举家搬走到四十公里开外的富拉尔基,她的免疫系统受伤,走上两步就得停下来喘两口气,有时候甚至连家都走不回去;

  中毒时40岁的杨树茂忍受着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四肢无力等等难受的症状,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止疼片和护肝药上,一家人的食物时路边捡起撇掉烂叶子的白菜,时挖掉发黑部分的土豆;

  徐志夫感染时45岁,还是工厂的警卫队长,感染后却被歧视着不让上公车怕被传染,十多年某一天突然视力骤退,妻子和孩子成为了模糊不清的圆点,生活里只剩下了“声音”

  在五十年代初,我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成立了“日遗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专门用于搜集和处理这些被遗留的祸害。最初是将发现的毒弹们集中深埋,并立上警示和提醒的标语,可是这样的解决方式还是十分欠妥。一方面会出现泄漏引起的爆炸中毒事件,而首当其冲受伤的就是没有防护服的运输人员们;另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深埋方式会污染土质、进而污染水质。

  到了80年代,我国整理得也差不多之后,开始通报日本麻溜地过来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中国明确说,日方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起码都得有200-300万枚,而日本却始终梗着脖子说只有40到60万枚,并且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哪怕中国将证据甩在了他们面前,为了不承担更多战争责任,他们也一直拒不承认自己在侵华期间使用了生化武器,还遗弃在了别国的土地上。

  直到199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在全球和公约的压力下,日本才不得不停了一直以来的“拖字诀”。

  根据其中的“所有缔约国要在10年内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并且对以往遗弃在其他几个国家的化学武器负责销毁”条约,与中国签订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

  然而即使如此,关于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销毁作业也一直被日方拖到了2010年才真正开始启动,从南京开始、到河北石家庄、湖北武汉,再到中国目前最大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埋葬点哈尔巴岭,日本可算是“好像”开始了正儿八经地工作。

  只是——从最初承诺的2007年,到后来的2012年,再到如今的“2022年结束哈尔巴岭的销毁工作”,日本的效率实在难以认可。毕竟,如今已经2023年了,哈尔巴岭的销毁工作却又被延期到了2027年。

  日方对这段遗留生化武器的历史从始至终保持着“掩耳盗铃”的模糊态度,似乎不承认就真的不存在了一般,就连销毁工作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据说这批工作人员只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过来工作,天气一冷就又飞回日本,做派跟候鸟也别无二致了。

  只是不知道,在日本处理本土境内因当初匆匆掩埋的化学武器出现泄漏的伤人或致死案件时,是否有想过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呢?

  历史的真相永远不是单独一方的偏听之辞可以塑造的,伤疤在那里,疼痛在那里。

  我们应保持理智、客观与愤怒,如同2003年日本的民众们站出来与中国受害者一同起诉日本政府时一样,同2010年硬刚日本政府应率先进行南京及其周边遗留的化学武器销毁时一样,永不失态度与坚持。

  只要中国的土地上还剩有一颗当时遗留的化学武器,日本都应该老老实实地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因为历史永远是活的,是“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人世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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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遗留百万生化武器!80多年了仍在源源不断对中国人造成伤害

  1945年,在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终于在反法西斯盟军的打击下意识到自己再无回天之力。裕仁天皇录制的终战诏书随着广播播放,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犯下深重罪孽的战犯们被军事法庭审判后进行死决,普通的战俘和侨民们则是在被统一归整后遣返回国。死的人死了,走的人走了,留给中国这片大地上的却是满目疮痍,和无数防不胜防的生化武器。

  从1945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有2000多人遭受了日本遗留的生化武器的伤害。这些毒气瓶或毒气弹的踪迹隐匿在侵华日军曾踏足过的几乎所有城市和乡村,有的藏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却在农人们进山时直接带来惊雷伤害;

  有的却是深埋在田间地头或者无人到来过的废弃工厂与管道……平日悄无声息,然而一旦被无意间触碰、捡拾,就会引发出无数的毒气,在时隔几十年后仍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2003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群民工在小区草地施工时挖出了几个破破烂烂的金属罐子,谁知道破烂罐子里流出的油状物质与空气一接触,满是刺鼻味道,随即人们就开始恶心呕吐,感到刺眼和难受——军医专家们经检查后确定这是“芥子气中毒”。

  这些破烂罐子正是日军遗留下的军用武器,而这起中毒事件最后导致了44人感染,1人死亡,甚至连未接触过罐子的居民以及附近学校里玩土的学生都有所感染。

  种种此番,无不足以说明,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的八十余年里,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仍然饱受着战争中日本各种惨无人道的生化试验留下的历史影响。自2000年12月之后,日本专门为处理在华遗留生化武器一事共往返中国20多次进行挖掘和回收,挖出了47000多枚生化武器,保存在中国的临时保存库中。

  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些生化武器应该由日本在2007年之前进行全数销毁,但后来由于日方的申请,又延迟到了2012年。

  但显然,至今,这个全数销毁的日期也没有正真获得保证,在进行化学武器销毁处理的一直是中国人居多,而这个何时能销毁完毕的日期也是遥遥无期的未知数。

  甚至,我们都难以确定,这些被埋藏在土壤和岁月里的“隐形炸弹”是不是被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军人曾经特意留下的“恶果”。

  日本侵华战争是继一战后,人类使用生物化学武器范围最广、次数最多也是维持的时间最长的一场化学战。而其中最为恶名昭彰、也最为世人所不齿的,就是日本驻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100部队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假借防治疾病、饮水净化、兽疫预防的名义,暗地里进行人类活体试验,研究细菌战。

  日本不是全球第一个研究并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但却是唯一一个在一战结束全球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后依然敢于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的国家。

  日本研究出来的生化武器不少,生物武器中以炭疽、霍乱菌、伤寒菌、瓦斯坏疽菌等病菌为主,还“配套”研发了装载这些病菌的地雷、枪弹、水弹等爆炸装置。而化学武器中则是研制了各种毒气兵器,比如,二苯氰胂等刺激性毒剂、芥子气-路易氏剂等糜烂性毒剂、以及光气等窒息性毒剂等等气体。

  这些病菌和气体会被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投放在中国大地。用飞机投放,用制成的毒烟筒、毒气瓶或者毒剂航弹投放空中,又或者被混在食物和食盐里传播,被注射投毒到河水、井水里扩散……它们被投撒在我国的某些特定区域。

  1938年在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日军使用毒气活活熏死了躲在山洞里避难的百姓。1941-1943年间,在湖北、河北、河南等地的战争都有使用到化学毒气。也就是说,一方面,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作为打击中国抗日军队的辅助武器,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通过你自己嗜杀欲望用来虐杀普通民众的迫害手段。

  为了更好地对应使用这一些化学武器在不同的场合,应用不同的效果,日军还通过在毒气弹上印上不同的颜色来分门别类:黄色的是糜烂性毒剂,以芥子气为主,会导致全身中毒,使人体的眼睛、皮肤和黏膜组织直接溃烂;

  红色的则是喷嚏-呕吐性毒剂,日本人称作的“红1号”就是此类毒剂,能够刺激黏膜使人不断地打喷嚏和、流泪和呕吐,闻上30秒以后人就失去了战斗力……

  以及使人直接窒息死亡的青色毒气弹、以氢氰酸为代表的全身性中毒的茶色的速杀性毒气弹等等。

  根据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松野城编撰的《毒气战有关的资料》等文件,自战争开始到1941年,日本东京方面向侵华日军补给了至少45万枚各种毒剂、毒剂航弹7700枚,以及68吨的散装毒剂。

  在1941年日本正式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运到中国的化学武器只增不减。同时,慢慢的变多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慢慢的变多惨绝人寰的试验在那里展开。

  1945年,随着冈村宁次和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南京签下受降书,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此向中国军队投降。而在这更早的一些时日,已经感觉自己时日无多的日本军队烧掉了所有的相关生化研究文件,731部队连夜将实验用品和数据销毁,1000多具人体标本连同未使用的化学武器一同被丢入松花江,以免日后回头算总账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但是,即使是这样,侵华日军也没能做到清扫得“一干二净”。根据后来美方研究日方文件披露出的数据,日本在中国遗留了起码4大类10大种的生化武器,共计约350万枚毒气弹,150吨散装毒剂,当然这还只是保守估计,毕竟日方究竟在哪些犄角旮旯掩埋了化学弹药,是集中还是分散,是有规律还是无规律,都已经没了记录,自己都不记得了。

  也正是因为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几乎都是各地驻军自行安排的,所以这些武器的散落全都是不可知而又充满危险性的。截至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五大地区20多个省份发现了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其中既有我们认知中因为存在了731等恶魔部队而必定会有生化武器遗留的东北三省,也不乏我们觉得与生化武器八竿子打不着的广东广州地区。

  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的敦化、集安,山西的太原等地方都是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重灾区,而广东广州等地区则因为经济发展较快遭到了日军的觊觎而被涉足。

  在刚发现日军有遗留的化学武器之初,人们对这种看似平常实则充满危险的武器没有一点概念,所以许多普通民众在完全不认识这些毒气弹和毒气罐的情况下就接触到它们,感染、中毒,受伤,甚至致死。这些散布在田间地头、沼泽林间的毒弹,轻易就将一个健康的人,完满的家庭给破坏。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曾将人们接触到遗留化学武器的场景记录在自己的《中国敦化日遗毒弹受害人情况调查报告》中:进山采野菜、打猪草时碰到,田地里翻土时遇到,孩子们玩耍时捡起来准备当玩具……

  我们在上文中一开始提到的齐齐哈尔北疆花园毒气案,有毒物质还能通过土壤和装载毒气的罐子传播开来,使得绝对没接触过毒气罐的学校孩子们感染,令所有人防不胜防。

  而这些被感染、受伤的普通人们在之后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伤口会日复一日地复发,没有根治的办法,然后心上也长出永远无法愈合的疤痕来。

  29岁的李臣感染后,确诊芥子气90%烧伤,伤口永无止境地流脓、溃烂,年老后出现糖尿病、心脏病等并发症,身体孱弱到别人一个月就能恢复的伤口他需要三个多月;

  8岁的女孩高明感染之后,遭受着同学们“她有传染病”的异样目光,然后举家搬走到四十公里开外的富拉尔基,她的免疫系统受伤,走上两步就得停下来喘两口气,有时候甚至连家都走不回去;

  中毒时40岁的杨树茂忍受着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四肢无力等等难受的症状,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止疼片和护肝药上,一家人的食物时路边捡起撇掉烂叶子的白菜,时挖掉发黑部分的土豆;

  徐志夫感染时45岁,还是工厂的警卫队长,感染后却被歧视着不让上公车怕被传染,十多年某一天突然视力骤退,妻子和孩子成为了模糊不清的圆点,生活里只剩下了“声音”

  在五十年代初,我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成立了“日遗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专门用于搜集和处理这些被遗留的祸害。最初是将发现的毒弹们集中深埋,并立上警示和提醒的标语,可是这样的解决方式还是十分欠妥。一方面会出现泄漏引起的爆炸中毒事件,而首当其冲受伤的就是没有防护服的运输人员们;另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深埋方式会污染土质、进而污染水质。

  到了80年代,我国整理得也差不多之后,开始通报日本麻溜地过来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中国明确说,日方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起码都得有200-300万枚,而日本却始终梗着脖子说只有40到60万枚,并且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哪怕中国将证据甩在了他们面前,为了不承担更多战争责任,他们也一直拒不承认自己在侵华期间使用了生化武器,还遗弃在了别国的土地上。

  直到199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在全球和公约的压力下,日本才不得不停了一直以来的“拖字诀”。

  根据其中的“所有缔约国要在10年内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并且对以往遗弃在其他几个国家的化学武器负责销毁”条约,与中国签订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

  然而即使如此,关于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销毁作业也一直被日方拖到了2010年才真正开始启动,从南京开始、到河北石家庄、湖北武汉,再到中国目前最大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埋葬点哈尔巴岭,日本可算是“好像”开始了正儿八经地工作。

  只是——从最初承诺的2007年,到后来的2012年,再到如今的“2022年结束哈尔巴岭的销毁工作”,日本的效率实在难以认可。毕竟,如今已经2023年了,哈尔巴岭的销毁工作却又被延期到了2027年。

  日方对这段遗留生化武器的历史从始至终保持着“掩耳盗铃”的模糊态度,似乎不承认就真的不存在了一般,就连销毁工作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据说这批工作人员只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过来工作,天气一冷就又飞回日本,做派跟候鸟也别无二致了。

  只是不知道,在日本处理本土境内因当初匆匆掩埋的化学武器出现泄漏的伤人或致死案件时,是否有想过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呢?

  历史的真相永远不是单独一方的偏听之辞可以塑造的,伤疤在那里,疼痛在那里。

  我们应保持理智、客观与愤怒,如同2003年日本的民众们站出来与中国受害者一同起诉日本政府时一样,同2010年硬刚日本政府应率先进行南京及其周边遗留的化学武器销毁时一样,永不失态度与坚持。

  只要中国的土地上还剩有一颗当时遗留的化学武器,日本都应该老老实实地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因为历史永远是活的,是“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人世间的。